中共中央拟由延安迁往“两淮”的考证

淮阴、淮安城相距30余华里，历来统称“两淮”。抗日战争胜利后,“两淮”一度成为苏皖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1946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机关曾拟由延安迁往“两淮”。对于党中央这个决策,现在有些人既感到“新鲜”，又将信将疑。那么，当时中共中央为何会有这个考虑？后来又为何取消这个计划？以及“两淮”城是怎样秘密地进行一些前期准备？这里笔者结合当时的情况和所看到的史料，着重对这一史实作一番考证。

一、中共中央迁往“两淮”拟议的提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局势和国民党的内战阴谋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应当因势利导，首先是反映人民在长期战乱后休养生息的强烈意愿，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如果国民党能接受和平的要求，在和平的条件下同各方面合作进行建设和改革，那么，即使前进的道路会更加迂回曲折，斗争会更加复杂，这样做仍然有利于人民。基于中共中央对时局的科学分析，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前夕，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议论过抗战胜利后延安的地位。他说：“延安之所以重要，一因打日本，二因蒋介石在重庆，即都是偏安之局。如蒋回到南京，延安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不要轻易搬家。”[1]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这次政协会议开了22天，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案、政府改组案、宪法草案、国民大会案和军事问题案等五大议案。这些协议的签订，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体制和内

战政策。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肯定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判断。由于时局发展到这一步，中共中央南迁拟议就很自然地提出来了。

1946年2月2日，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如何实施政协协议时,刘少奇说：华中（指苏皖解放区）我们应该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朱德随即表示了相同的意见。[2]同日，中共中央电告在华东工作的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月6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如果政府改组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重点会搬过去。因此，党中央机关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一些的地方，不要对抗。月底，毛泽东在与第三次到延安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交谈时有这么一段对话：张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答：“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5]3月中旬，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交谈时再次谈到了他的想法。梁漱溟在1950年至1951年口述的回忆《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说：“那时，苏北许多地方为共产党所控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1946年春我到延安，毛主席就曾告诉我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即为淮阴城一一笔者注），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作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同一期间，周恩来也曾向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和政治协商会议联络秘书蒋匀田说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即将迁到苏皖解放区。”[6]这些都说明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正在酝酿中共中央迁往淮阴一事，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地谋求和平，争取和平发展道路的希望。

二、“两淮”城秘密的前期准备

1945年9月，淮阴、淮安城相继解放，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地域宽广的苏皖解放区。10月下旬至11月初，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和苏皖边区政府先后在淮安城(后为淮城市）、淮阴城(后为清江市）成立，“两淮”遂成为苏皖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在这里，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和苏皖边区政府带领广大军民落实中共中央“五四”土改指示，兴修水利，整治运河，恢复交通,发展生产，统一金融；党与非党人士肝胆相照，参政议政；文教事业发展迅速。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举措，使苏皖解放区取得了“辉煌建树”，并跻身于“全中国民主建设楷模”的行列，[7]也为中共中央考虑南迁“两淮”准备了实现的条件。

1983年7月，中共淮阴地委党史办公室曾为此事函访原中共华中分局委员、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他回答是“有此一说”。1992年12月，李一氓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其实从中国共产党来讲，是真正愿和国民党合作建国的。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似乎在我们预料之内，也似乎在我们预料之外。因为在淮阴的时候，我曾经得到华中局一个通知，说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参加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开会就去南京，没有事情又不开会就可以回到淮阴的。中共中央的总部就要建在淮阴，就由我负责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建立中共中央总部。当时我们的设想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地势要高,不会被水淹。我也曾和少数同志到淮阴城外面走过几趟，看了些地势较高的位置。还没有定下来的时候，解放战争就开始了，这个计划自然没有实现。”[8]另据有关老同志回忆，当年李一氓曾与清江市政府建设科的同志到清江市与淮安县交界的洪福乡去实地选址，这与李一氓的回忆完全一致。

2000年10月，原中共华中分局秘书处处长欧阳惠林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此事的有关情况：1946年4月初，当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将党中央准备南迁的信息告知分局秘书长吴仲超后，吴仲超就在淮城市区选择购买了一些房子以及字画、瓷器、古董等，以作适当的准备。当时机关干部不知内情，对吴仲超的做法议论纷纷。一次，当欧阳惠林在处理一份文稿向吴仲超请示时，顺便就有些干部议论之事向他提出询问。吴仲超听后却很平静地对他说:“你不知道，这是个任务。党中央曾同华中分局主要负责同志谈过，如果真能实现全国和平，成立联合政府，党中央机关就打算迁驻到淮阴、淮安来。那时把淮安、淮阴两城联成一片成立‘两淮市’，作为党中央领导全国工作的中心。并从淮阴到枣庄之间修建一条铁路专线，把山东作为党中央机关依托的后方基地。蒋介石是个大坏蛋，为人阴险,手段毒辣，即使实现了全国和平，我们仍须提高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警惕性，防备其突然袭击对我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的谋害。我党中央和毛主席决不能住在南京。我们住在淮安、淮阴就比较安全。两淮与南京仅一江之隔，如果实现全国和平，国共两党合作，有事协商与定期开会，毛主席就可随时到南京去开会，开完了会就回来。这样来往，十分便利，又很安全。我买房子、字画、瓷器、古董这些东西，都是为党中央机关迁来两淮做打算的。此事系组织上交代我的任务，对外保守秘密，不得泄漏，只好由我亲手来办。淮安在旧社会原是一些旧官宦豪富定居落户的地方，有大量的房屋、字画、古董。抗战胜利后有些大户家境没落，生活困难，都在出卖房产、文物、古玩等，而且价钱也很便宜。现在既然有些干部在背后议论，我就告知你这一情况，使你了解。但是，你千万不能同任何同志讲，须要保密。现在是战或和尚未定论。有些干部在议论我办此事，只好听其议论，将来总有机会讲明白。”[9]

与这类回忆内容相似的还有原中共华中分局第八地委社会部部长王华，他说：“1946年4月，华中分局在淮安召开了各地委社会部部长会议。会议由谭震林（华中分局副书记——笔者注）、李士英（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笔者注）主持。这次会议主要是根据中央要把淮阴、淮安两个城市统一起来，建设新的红色首都，与国民党老窝南京隔江相望，国共两党和平竞赛。”[10]另据当年驻淮城市机关的老同志回忆，分局曾将一些办事机构从城内环境优美的蒋公馆、丁家花园搬出，并粉刷一新，准备让延安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居住。由此可见，华中分局曾为实施中共中央的搬迁计划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三、中共中央南迁计划的取消

与中国共产党人竭诚准备合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政府从来就没有准备履行政协协议。1946年6月，当他们认为已完成内战准备后，就翻过脸来，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大举进攻解放区，还把苏皖解放区列为重点进攻地区之一。此时，中共中央就改变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党中央南迁“两淮”的计划也就自然随之取消了。

最后,顺便说一下重提这桩旧事的意义。众所周知，从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命胡宗南率23万大军进攻陕北，中共中央才于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但仍坚持转战在陕北。而在其间，即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酝酿由延安南迁“两淮”，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争取和平的诚意。这个南迁计划虽然没有实现，然而，研究这一问题对于了解当时中共中央的决策及其发展过程却是大有稗益的。同时，对于认识“两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也是颇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