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刘瑞龙领导下的战斗岁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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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淮海战役期间，我调任北线支前指挥部政委，在淮海战役中，刘瑞龙作为华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参与了动员和组织几百万人的浩浩荡荡的民工支前工作。因而，我和他再次取得了联系，并接受他的直接指挥。

　　此前，邓小平、陈毅、张际春、陈赓等首长，曾到豫皖苏三地委约地委书记寿松涛、军分区司令员张忠、专员许西连和我开座谈会，除了解敌情、政情、社情外，着重布置了支前工作。豫皖苏区支前工作由行署副主任杨一辰负责，华东地区由刘瑞龙统管。刘瑞龙把他的支前司令部设在宿县符离集，曾召我前往汇报，当面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当时，我们北线支前指挥部所担负的任务，主要是接收山东、河北、河南、山西4省的支前军粮，集中在黄口车站铁路沿线。同时组织三分区的萧县、永城、砀山、夏邑、商丘、亳县6个县，担负战勤物资供应和面粉加工。前线枪炮声响，后方支前人忙，群众热情空前高涨。担架队运送伤员，运输队运送粮草，民兵站岗放哨，捕捉敌军逃兵，妇女们忙着做军鞋和赶制慰问品，还帮助护理伤员。前方要面粉，后方群众家家磨面，牲口不够用，就用人力推磨，实行“歇人不歇磨”。当时，天正下大雪，运输困难，各级干部带头送粮送面送草，做到雨雪无阻，形成一条条钢铁运输线，出现了许多的支前模范人物。

　　陈毅曾说过：“淮海战役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我们这些亲临其境的人深有体会。

　　作为淮海战役支前工作负责人的刘瑞龙，对此体会更深，付出的心血和劳动也更多。他在一篇文章中作了如下记述：“淮海战役的规模之大（我方参战部队60多万人，直接支前参战民工60多万人）、时间之长（65天）、战果之辉煌（歼敌主力55．5万人）都是空前的。”“这场战役的作战方式和情况的错综复杂，也是我军历史上少见的。因此，需要动用的人力之多和需要物资数量之大也是空前的，这在我军支前后勤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当时我们还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巨大数量的支前物资全凭人力畜力运输，当时支前的民工总计达到230多万人。”“从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在严冬季节，支前民工有的来自胶东半岛，有的来自黄河两岸，有的来自江淮之滨，还有的从华北解放区来。”“他们长途跋涉，夜以继日地用扁担挑、小车推、大车拉、毛驴驮等方法把粮弹运到前线。下雪的时候，路滑难行，拉大车的牛腿断了，民工就拉着大车继续走。从胶东来的民工，身带一张狗皮，挂一个小瓢，推一辆小车，千里迢迢地把粮食送到前线，可自己却舍不得多吃一粒粮食。他们冒着飞机轰炸、炮火杀伤的危险，坚决完成任务。”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想见刘瑞龙作为支前工作的负责人，具有多么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着何等关键性的作用。

淮海战役后，豫皖苏区被撤销，成立了皖北区党委。我于1949年3月初调任阜阳地委书记。这时渡江战役正在紧张地准备着。刘瑞龙在总前委领导下继续负责战勤工作。据他记述：渡江战役共动员和组织支前民工178万人，准备粮食1.5亿公斤，准备渡江船只2.17万条，动员和组织随军南下民兵18个团2万余人，主要负责维护秩序和押解俘虏。这个工作量同样是十分繁重和艰巨的。我们阜阳地区也奉命相应地动员和组织了大批民工、地方部队和民兵参加渡江战役的支前工作，并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六

　　由于长期相处，刘瑞龙给我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和刘瑞龙第一次面对面谈话，是1941年7月的一天。当时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代表邓子恢主持，新四军四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淮宝县仁和集一个大树林内召开，总结第四师和豫皖苏边区党委在津浦路西地区3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训。仁和集会议后，又在半城召开群众工作会议。我是作为直属区的代表去参加会议的。会后，刘瑞龙找我谈话，主要内容是要我做好直属区的群众工作。由于他是高级干部，开始我对他抱有一种敬畏感。可是经过接触，我感到他非常平易近人，态度谦和友善，完全没有高干架子。以后，和刘瑞龙谈话次数多了，我感到与他更亲近了。他谈话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具有长者风范。

　　刘瑞龙的生活作风俭朴，待人热情。有时我到他那里汇报工作，赶到饭点，他就随便弄点小菜，让我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轻松自如，无拘无束。

　　他的群众观念极强，时时事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经常教导我们说：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第一位的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斗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认真切实地实行政治经济的改革。他说：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主要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发动武装起义；现在要着重搞“三减”(减租、减息、减税)、“三抗”(抗租、抗息、抗税)，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他说：只有人民群众心向着我们，我们的根据地才能坚不可摧，因此，我们时时事事都不能脱离群众，就像鱼不能离开水一样。

　　他注重调查研究，喜欢同农民交朋友。他开调查会，和群众边谈边议，完全像拉家常一样，而且边谈边记，常把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农民都喜欢听他讲话，因为他讲话没有半点官腔，语言通俗、生动、幽默，内容都是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的，贴近群众利益的。

　　刘瑞龙工作扎实，作风严谨，苦干实干，求真务实，最反对说大话、说假话、搞形式主义那一套。他的这种作风在他一生中一以贯之。他不但教育下级要实事求是，对他的子女也是这样严格要求。1981年11月，刘瑞龙的女儿刘延东任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他写了一首长诗给她，其中有这样的警句：“事事靠实干，不搞‘客里空’。工作遇疑难，调研路自通。”我反复寻思：这不但是对女儿的嘱咐，也是他自己一生工作的写照。

　　他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很高，但他从不满足，一生好学，孜孜不倦，探索不止。“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非法关押5年，在狱中他重新通读《资本论》，写出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还比较系统地回顾与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写出了10多万字的农业论著，这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刘瑞龙逝世时，他的夫人、我的战友江彤，献给他的长幅挽联中有这样的话：“耿耿忠心，铮铮铁骨，谱写了磊落生平；凛凛正气，荡荡胸襟，留几多激昂往事。”这正是刘瑞龙一生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我的心声。

（录自《党史纵缆》作者离休前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