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中分局的日子里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在美国支持下，加紧准备发动内战。党中央及时地指出了内战严重性。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这时，地处华中的淮南、淮北、苏中、苏北四个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成为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大解放区。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加紧篡夺抗战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内战，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规定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日伪，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正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
为此，中共中央对全国各解放区的兵力作了大幅度的调动。调新四军8万北上，其中第三师调东北；第二师之四、五旅，第七师以及第四师九旅调往山东。同时决定将山东分局与华中局合并成立华东局，调饶漱石、陈毅到山东主持华东局工作；原来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统一成立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原新四军留在华中的第一师及第四师十一、十二旅，第二师六旅，连同各地方武装合组为华中军区，坚持华中斗争。
关于主持华中分局工作的人选，华中局在与山东分局合并前已有考虑，决定由邓子恢负总责。邓子恢对党分配的工作，从未推辞过。这次感到华中局面实在太大，深恐难以胜任，于10月21日向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
“今天华中局决定要我任华中分局书记兼政委，我实不敢负责。我自己知道很清楚，我对军事不熟悉，工作缺乏计划性，缺点很多。我仍主张谭为书记，我为副书记，最好张鼎丞同志来任书记，谭为副政委，我为副书记。事关今后华中局面，不是我客气，望中央慎重考虑。”
这份电报是华中局决定让邓子恢主持华中分局工作当天晚上发出的。关于谁主持华中分局，在此之前酝酿时，邓子恢力主由谭震林出任书记，所以电报中有“我仍主张谭为书记”一语。邓子恢这份电报，全以大局为重，光明磊落，出以至诚。但中共中央始终认为邓子恢是负责华中分局的恰当人选，仍确定由邓子恢主持组织华中分局。
其时，邓子恢尚在津浦路西领导豫皖苏边区的工作，接到中央命令之后，立刻赶赴淮阴，随后抵达淮安，同陆续到达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等会合，筹建华中分局。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在淮安宣告成立，由邓子恢任书记，谭震林为副书记。同一天，华中军区成立，张鼎丞为司令员，邓子恢兼任政委。不久，华中分局又根据中央指示，将新四军留在华中的部队计5万余人统一编成华中野战军，下辖第六、七、八、九等4个纵队，由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并在淮阴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由李一氓任主席，刘瑞龙、季方、韦嘉、方毅任副主席。基于苏皖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华中分局决定取消原来的区党委一级机构，除苏中和淮南面临前线暂时保留区党委以外，另行成立8个军分区。与此相适应，成立8个行政专员公署和8 个军分区。邓子恢后来在他的《自传》中说：“这是当时的力量部署和组织阵容。”
邓子恢出任华中分局书记的最初几个月，正处在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的过渡阶段。政治局势非常敏感，和平的与武装的错综复杂斗争，促使地方工作必须格外谨慎，一切大政方针听命于党中央。当时，中共中央曾经有过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来到关的枯计，邓子恢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一九四六年的新展望与新矛方向》一文中，就作过这样的估计，并且不遗余力地领导和平建设工作。
华中分局一建立，就遇到严重灾荒，华中灾民多达700万人。邓子恢除了带头每天节约二两口粮救济灾民，还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各级领导全力以赴帮助灾民生产自救，同时结合以工代赈，开展了从当时来说堪称是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交通建设。在华中解放区，1946年一春一夏，筑堤加固、拓宽疏浚了全长600公里的大运河，此外还疏浚大小河流96条，挖土1000多万方，受益农田超过200万亩。同时修筑了2300多公里公路。文化教育方面，在邓子恢的倡导和支持下，创办了华中建设大学、苏皖教育学院、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和苏北工业专科学校等4所高等院校。中等和初等教育发展更快，中学有75所，小学有8600多所。新闻出版方面，发行有《新华日报》（华中版）等32种报纸和《江淮文化》等十多种刊物，邓子恢自己兼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和党刊编辑委员会委员。财政经济方面，也是在邓子恢倡导下，成立了华中银行，发行了“华中币”，统一了币制；创办了华中贸易公司、两淮盐业公司、利丰棉业公司等国营企业，并采取公私合营、小额贷款等办法，积极扶持私营商业，活跃城乡内外的经济交流。当时，华中解放区确实是一片和平兴旺景象。邓子恢对于争取和平民主是真诚的。他在1946年2月7日签发了华中分局《关于保存爱护古迹文物的指示》，连保存爱护古迹文物都考虑到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他争取和平民主的真诚愿望。
但邓子恢并没有沉浸在和平民主的盲目乐观之中。作为华中分局的第一把手，他纵观全局，看到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以来，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华中解放区的侵扰；长期从事对敌斗争的经验告诉邓子恢，反动派是决不会心甘情愿拱手让出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权利给人民的。他在致力于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作可能还要打仗的另一种估计。正好不久中央对时局的估计开始发生变化，从和平一种估计，开始变为和与战两种估计，逐渐把注意力转向准备对付全面内战方面。根据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华中分局决定紧紧抓住减租、生产、练兵三件大事，以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建立长期斗争的物质基础，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随时准备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在此之前，华中分局一成立就作出部署，在新解放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惩治汉奸、清匪反霸的群众斗争。在这个基础上转人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则普遍进行了减租复查。惩奸反霸，减租减息，减租复查，都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的。邓子恢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认为无论是争取和平民主，还是准备应付国民党全面进攻的突发事变，都必须坚持贯彻中共“七大”制订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政治路线，建立巩固的群众基础。所以，他在组建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完毕，面上的工作部署就绪之后，就腾出手来，从培训干部人手，集中力量抓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在邓子恢主持下，华中分局于1946年1月14日在淮安召开群众工作会议。会议的正式名称是“华中第一次工农青妇民兵代表大会”。华中各县群众团体和民兵组织的领导人都来了，总共有几百个县和县以上从事群众工作的干部参加会议，会议开了53天，围绕如何确立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这个主题，充分交流了情况和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邓子恢来说，等于是作了一次大大范围调查研究。通过这次会议，不仅是对淮南、北，而且对苏中、苏北基层的状况，也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会议开始，他作了长篇报告，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把群众工作归结为在新形势下“为什么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发动哪些群众”、“群众发动起来干什么”、“如何才能发动群众”和“为什么要组织群众、怎样才能组织好群众”等五大问题，像老师上课，从理论原则、方针政策，到工作方法，一个一个作了讲解。这次会议是华中分局存在期间非常重要的会议，实际是办了一期大规模的民运工作讲习班。邓子恢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几百个经过培训的领导干部回到各县去，把工农青妇和民兵进一步组织发动起来，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不论是和是战，都是保证华中的革命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依靠。不久，华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自卫战争打响后，民运工作在自卫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应该说，都与这次会议的召开有着密切关系。
军事方面，邓子恢也没有放松准备。他是华中军区政委，1945年年底，他就同张鼎成领导华中各地的地方武装进行了冬训。12 月20 日，在他主持下，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苏皖边区政府联合公布了《战地工作大纲》，对于地方在战时应担负的粮草供应、民力支援、民兵参战、政治鼓动等作了布置。1946年3月20日，华中分局作出决定要求各部队开展“百日练兵”，苦学军事技术。以后在6月10日、6月30日、7月1日、7月3日、7月5日华中分局又连续发出五次指示，要求各地立即进行战争动员，做好自卫战争与巩固解放区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预则立，由于事先准备比较充分，所以，华中自卫一打响，就争得了主动。
二、 实现“耕者有其田”
进行自卫战争各项准备中最关紧要的一项准备是土地改革。随着群众斗争的发展，邓子恢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大大激发农民群众抗战热情的减租减息政策，在当前内战危机严重、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势下，贫苦农民已不能完全满足要求，而是希望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共中央亦已注意到农民这一思想情绪，感到有必要研究制定新的土地政策。于是，决定召开一次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解放区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土地问题。邓子恢接到通知出席会议。
邓子恢到达延安第二天，就同曾山一起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虽说中央已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准备对付全面内战方面，但全面内战毕竟还未发生，是和是战，仍是两种估计，解决土地问题，暂时也还只能着眼于减租减息。4月11日，邓子恢、曾山给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刘晓的电报中说：“我们到延安后与毛刘谈群众发动问题，毛刘指出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年内把全部群众完全发动起来，确实做到减租减息，建立群众优势，以便应付以后的合法斗争或突然事变。”邓子恢来延安前，华中分局在淮安县石塘区搞了发动农民向地主算账的试点，毛泽东和刘少奇认为“目前各地发动的算账运动，对大地主、恶霸及汉奸化了的地主是可以举行的，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及富农”，显然这是从维护哪怕是暂时的和平局面出发的。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方针，电报传达了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说：“对资本家斗争与对地主阶级斗争严格区别开来，工人加工资斗争要极端慎重，不仅要照顾到当地的社会生活水准与平均利润，而且要照顾到解放区平均利润，不能比上海平均利润低得过多，否则解放区工商业就难于繁荣，难于稳定资金，更难吸引外资，这对繁荣解放区及扩大对外影响有很大关系。”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时局虽已作和、战两种估计，但在4月初，考虑更多的似乎还是争取和平，所以提出了“吸引外资”繁荣解放区工商业这样的问题。这个“吸引外资”看来还不是指吸引外国资本，但即使说的是国内资本，没有和平的环境也是不可能的。
以后，邓子恢一行在延安参加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又多次与之谈话。邓子恢和曾山感到已进一步“把几个重要问题弄清楚了”，于4月25日致电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告以一、时局“在相当长的时间还有突然事变的可能，不能过于乐观”；二、“今后部队必须把主要力量放在地方军和隐蔽部队内”，“不被敌人化掉”；三、“必须大量发展民兵，加强民兵”，部队的“复员方针是为了将来更便于动员，而不是消极的裁兵”；四、“华中目前群众发动应大胆放手，不应束手束脚，不要过早纠正过左，不要害怕改变土地关系”，但“工人斗争则应该十分慎重，及时克服过左现象”。②显然，两种估计这时考虑更多的是准备国民党发动打全面内战了。对于满足农民要求的问题，也已从减租减息，从限于向地主阶级中的几种人算账，发展到“不要害怕改变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同4月初相比，对时局严重性的估计，对解决土地问题的决心，都大大前进了一步。
中央工作会议经过深人讨论，于5月4日形成并通过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这个文件指出：“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热情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和解决着土地问题。”这个文件还指出：“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党必须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支持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行为，批准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
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邓子恢直接参与了对形成《五四指示》这个文件的讨论。当中央作出决定向全党公布这个文件之后，他兴奋异常，为终于能够解决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于土地的渴望而欣喜万分。一回到住所，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同来的工作人员，滔滔不绝地畅谈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在中央作出《五四指示》的当天，邓子恢和曾山即向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发出电报，告以这一消息：“关于土地政策，中央已有新指示，决定在今年内要各地在减租减息算旧账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基本上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此指示是新民主主义中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收到后望详细讨论执行。”
邓子恢在参与起草《五四指示》的过程中，了解到在国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的情况下，新的土地政策还不能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是既要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又要适当照顾中小地主、富农和开明士绅。《五四指示》在这些方面都作了规定。邓子恢认为，中央的这些规定是正确的必要的。他和曾山在给张鼎丞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华中土改主要以“清算旧账和没收汉奸土地”的方式进行，在具体政策上有两点尤应注意：
（一）算旧账中新解放区主要是算伪顽及地主仗敌伪势力对佃户额外剥削之款。老解放区则清算因高利滚剥而被夺之土地，年限可照各地习惯法，但不要算到中农富农，不要算到那些鸡毛蒜皮。
（二）在减租中必须坚决发动佃户向地主清算全部退租（必要时可加利息），退回押租（有些可照当时粮价计算）及某些苛酷的额外剥削。总之达到把地算完为标准，而后再留一些给地主生活。
在这份电报中，还强调了这样一点，即在调整土地的过程中，果实一定要落到贫雇农手上，使他们都能得到适当数量的土地，“但中农生产单位决不可丝毫侵犯，富农也只限于减租减息，一般不算旧账。因为打击了富农即等于动摇了中农。对工商业者应特别小心。”
鹅钱乡土改试点还在进行时，华中上空已战云密布。为了争取时间，邓子恢决定面上的土改不再分阶段，也就是说，各地不再试点，而是一步推开。华中分局领导人纷纷下到土改第一线，他自己直接掌握淮阴、淮安所在地第五分区的土改工作，同时密切注视着面上的情况，不时予以指导。
当时，国民党的进攻已迫在眉睫，自卫战争一触即发。一些地方的领导忙于备战，对土改多少有点迟疑不决。邓子恢发现这个苗头，立即于6月30日为华中分局签发了《关于在紧张的战争动员情况下，抓紧时间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指出：无论战争动员如何紧张，决不应放松土地改革。7月3日，华中分局在指示中指出：土地改革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必须争取时间完成。7月5日，华中分局又指示各级党委，无论环境多么严酷，战争动员如何紧张，后勤任务怎样繁重，都必须加紧进行土地改革。在邓子恢和华中分局三令五申的督促之下，一个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华中迅速展开。
土地改革运动展开以后，邓子恢关心的就是正确执行政策。“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原则是明确的，但执行中仍免不了发生偏差。开始时不少地方强调照顾地主富农，并在不侵犯中农的口号下掩盖对地主富农的照顾，结果贫雇农得地寥寥无几。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又发生了侵犯中农利益的偏向，有些地方分出土地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25%，个别多至30%以上，显然动了中农土地，引起中农不满。邓子恢一发现这些偏向，或者是以华中分局名义发文件，或者是以自己名义给有关地区领导人写信，或者是组织人在党报党刊上写文章，想方设法加以纠正。到秋收季节，全华中区在2400万人口中完成了土地改革，其中1500万贫雇农分得了土地，700万中农土地不进不出。占土改地区总人口92％的贫雇中农，形成了坚强的群众团结。在邓子恢的领导下，面对严峻的战争环境，华中大部分地区在短短两三个月中，就改变了存在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是很了不起的。连素有元戎风范从不轻许于人的陈毅，对邓子恢的领导华中土改都深为赞赏。有一次，陈毅在同刘瑞龙谈到华中改革时，说：“土地改革中，必须团结中农。邓子恢同志所提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是正确的，对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加快土地改革是有利的。”
三、 参与筹划苏中战役
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协议，把空前规模的内战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中国共产党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还击，从此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华中解放区毗邻南京、上海，威慑着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如芒在背，因而成为它发动内战首先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7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军5个整编师15个旅约12万人的兵力，由苏中地区的南通至泰州一线向解放区大举进犯。以粟裕、谭震林为首的华中解放军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集中19个团3万余人，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于7月13日打响自卫战，至8月27日，进行了长达45天的著名的苏中战役，共歼敌6个旅5个交警大队计5万3千余人。整个苏中战役由7次大战斗组成，7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亦称“七战七捷”。这一重大胜利，对于顿挫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对于扭转当时整个解放区南线战局的形势，对于探索解放战争的基本规律，对于配合和支援其他战略区的作战，都有重要意义。
苏中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粟裕指挥有方。从组织领导来说，主要是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靠新四军军部和华东局多次给予及时的有力的指示和帮助。而邓子恢和以邓子恢为首的华中分局及华中军区也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首先，对确定这一战役的战略指导计划，向中央提出了切合时机的积极的建议，使中央得以作出正确的决策。中共中央原来设想，在全局破裂后，在外线出击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中央军委曾于6月26日电示华中分局，要“华中主力出淮南津浦线”。陈毅也有此意，并且具体提出要求华中野战军抽16个团的兵力投入淮南作战。对此，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从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第一，苏中解放区是老区，政治基础好，群众有坚强的组织，对敌斗争经验比较丰富，战争准备也比较充分，而且大部分是水网地区，有利于平原作战，地利和人和的条件都比较好。第二，苏中经济比较发达，粮食产量占全华中2/5，税收占全华中1/2，对支持长期作战有极大作用，不宜轻易放弃。第三，苏中之敌与淮南之敌相比，兵力较弱，而我军主力正集中于苏中，正便于出击。如向淮南转移，而淮南万一不能取胜，则我整个华中部队将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结论是还是在苏中地区先打几仗有利。6月28日；邓子恢、张鼎丞带着研究的意见赶往陇海铁路沿线新安镇附近的一个村子，向陈毅当面陈述商讨。6月29日，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又联名向中共中央和陈毅提出这一建议。中共中央和陈毅接受了建议，调整了原来的计划，改变为实现内线歼敌的方针，并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这一决策，对于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对于指导苏中军民打败国民党军的进攻，都是关键之著。
第二，在作战过程中，华中分局、华中军区不仅决定抽调一个特务团加人主力作战序列，并将地方武装升级编成第十纵队，补充主力部队，而且在需要商定具体作战方针的关键时刻，同华中解放军密切配合，给予了切实有效的帮助。最突出的一个战例是“海安之战”。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国民党以6个旅的优势兵力集中在狭小正面向海安进攻。是战还是撤？面对强敌，战而能胜，也势必要付出很大代价；战而不胜，被迫撤离，则更加被动；不作决战，轻易撤离战略要地，干部战士思想难通，于社会影响也不好。粟裕对之非常慎重，他在一篇《回忆苏中战役》的文章里说：“我远离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不敢单独决定，就日夜兼程从海安赶赴淮安”，在邓子恢主持下，“华中分局召开了常委会议，郑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创造新的战机；对于同志们的疑虑，除进行必要的思想工作外，主要靠打胜仗的实践来解决。华中分局把这一决定上报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得到了同意”。①这样，7月30日打响了海安运动防御战，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以3000多兵力，英勇抗击了5万多敌人的轮番进攻，4天中，杀伤敌军3000余人，七纵仅伤亡2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比1的纪录。8月3日，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完成任务，七纵始主动撤离海安。
第三，最重要的是，华中各级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大力发动群众，特别是通过土地改革，激发了广大群众“保田保乡”、“保卫胜利果实”的革命热情，尽一切可能支援主力部队，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后勤保障。7月1日邓子恢签发了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关于战时后勤工作指示》，规定各专区、县、区按照军事组织形式，自上而下建立一条线的后勤指挥机构，保证做到前线“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从组织群众参加站岗、放哨、运输、救护、看管俘虏，到供应粮草油黄烟、草纸，都作了规定。自卫战争打响以后，邓子恢亲自安排筹建后方医院，经常看望伤病员，并派自己的警卫员去担任病区支部书记。根据邓子恢“自卫战争打响了，土改也不能停顿”的建议，华中分局要求各地把土改和支前结合起来，加快土地改革。苏中各专县主要领导都一手抓土改，一手抓支前。许多地方做到了“一手拿刀枪，一手拿算盘”；“一面支前，一面分田”；“白天支前，晚上算账分田”。农民分到了土地，就把自卫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为了“保田保乡保卫胜利果实”， 支援前线。苏中主力部队共3万多人，支前民工却有12万多人，平均1个战士配有4个支前民工，真正做到了“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担架有担架”，“不丢伤员”，“不缺粮草”，“不误弹药”，勾勒成了一幅宏伟壮丽的人民战争的画卷。当时，陈丕显以华中分局委员和苏中前线军分会委员的身份，全面负责苏中地区的后勤支前工作。他在后来回忆说：是“人民的支持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又进一步鼓舞了苏中人民的斗争”，一直坚持到取得整个解放真正的胜利。
四、 撤离两淮前后
正当苏中战役激战方酣之际，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于7月19日在淮北朝阳集取得了歼灭5000余人的胜利。他决心向泗县桂系军队求战，在淮北再打一二个好仗。此时，蒋介石嫡系第五军和第七十四师已有向两淮移动模样。邓子恢、张鼎丞向陈毅建议只打蒋军，不打桂系。陈毅的决心已下，于8月7日开始向泗县桂系进击，连攻两天，均未得手。山野泗县战斗失利，蒋军即乘势向淮北推进，直指两淮。9月10日起，蒋军向淮阴发起猛烈进攻。17日蒋军出动数十架次飞机狂轰滥炸，并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发起五次地面进攻。邓子恢、张鼎丞一面全力组织抵御，一面连连向陈毅发电告急。但山东野战军为桂系军队拖住不放，抽调华中野战军又驰救不及。陈毅也无法可使，9月17日他给粟裕的电报中写上了“五内如焚，力图挽救”，焦急之状，可想而知。淮阴激战至19日，终为蒋军侵占。淮安也于22日弃守。
在解放战争初期，从战略考虑，两淮并不是非固守不可的。问题是撤退比较仓促，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都不足。不少伤病员及一部分机关来不及撤走，困守在敌后。邓子恢发现这一情况，立即命令动员一切力量，抢救出所有干部、伤病员和家属，也不准丢失军需物资和文件材料。部队在当地群众大力支援下，组织了大批运输队、担架队，半个多月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
面对两淮撤退的重大变局，邓子恢作为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的第一把手和华中军区的政治委员，心情是沉重的，此时考虑的首先是如何稳住阵脚，以利再战。
第一，部署南线工作，通知苏中的管文蔚火速前来领受任务。这时，邓子恢仍待在淮安境内的马厂。管文蔚赶到马厂，邓子恢就对他说：“看形势发展，估计野战军绝大部分很快就要北撤，华中地区大部都要变成敌后。在组织未作变动时，这里的工作就由你和阿丕负责，切不要分地区。”然后把浙东、浙西、皖南等地的负责人名单、联系地址交给了管文蔚。管文蔚告辞时，邓子恢又再三嘱咐：“再过一两天我也要走了，但一定会回来的，你们会碰到很多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语调悲凉而又坚定。邓子恢还说：“现在兵荒马乱，路上要小心。”派一个班把管文蔚一直送到了盐城。
第二，部署北线后勤工作。当时大军云集北线，而后勤工作一片混乱谁都可以下命令，要钱要粮要伕子，老百姓怨声载道，地方政府叫苦连天，而前线还是供应不一。邓子恢下决心要刘瑞龙负责北线的后勤工作，授权刘瑞龙采取坚定措施，迅速克服混乱，确立秩序，达到有组织有计划地供应战争，以此作为北线后勤工作的中心任务。
第三，部署淮北、淮南的恢复工作。以华中分局名义作出决定，由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七十七团、八十一团，加上两个骑兵大队和淮北地方干部大队，组成淮北挺进支队，任命饶子健为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重返淮北敌后；同时成立中共淮南工委，负责恢复淮南路东的工作。
第四，以华中分局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地方党委就地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第五，成立财力动员委员会，邓子恢自己任主任，曾山任副主任。当时华中各路财源几乎均告断绝。向山东借钱，山东也确有困难，发电报，派人去，都没有借到钱，只好自力更生，用军事动员和行政命令办法，集中财力物力，以度过财政困难，支持华中斗争。
邓子恢在有条不紊地作出这些决策的过程中，10月中旬，参与了组织涟水战役，歼敌第七十四师8000余人，我军伤亡也很大，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谢祥军就是在这一战役牺牲的。11月上旬，在涟水西北陈师庵参加了由陈毅主持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着重学习毛泽东写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三个月总结》两篇文章，检查总结华中的军事工作。两淮撤离后，在干部战士中一度思想很混乱，什么“天天打胜仗，天天丢地方”这类怪话牢骚都冒出来了。通过陈师庵会议，首先在团以上领导骨干中统一了认识，然后贯彻下去，统一了华中全党全军的思想，这是一次很关键的会议。12月中旬，参与了组织宿北战役。应该说，组织这个战役，邓子恢和张鼎丞起了关键作用。12月7日，他们两人电告中央和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报告了宿迁附近敌人动向，提出了歼敌第十一师的初步构想；12月10日又电告中央、报告敌第六十九师和第十一师已抵达宿迁，建议陈毅率山东野战军南下，与华年野战军会合，歼灭这两股敌人。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陈毅立即来到宿迁与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等会商，确定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5个团担负正面阻击、运动防御；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10个团从鲁南郑城以西越陇海铁路南下，第二纵队9个团从沭阳以西北进，均于14日到达宿北地区。至17日，完成了对敌第六十九师的分割包围，激战至19日，全歼该师师部和所属3个半旅，以及敌第十一师1个团共21000余人，敌第六十九师师长自杀，副师长被擒。撤离两淮以来，邓子恢一直憋着一股窝囊气，涟水战役虽有斩获，得失相抵，未为有利。此次宿北大捷，他才总算出了口气。不久，邓子恢根据中央诱敌深入，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率领华中分局和华中部队主力撤出华中地区，由苏北转人山东。12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分局与华东局、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的机关合并，实行华中与山东行政上的统一领导与经济上的统一开支。华中分局暂不宣布撤销。邓子恢和张鼎丞在山东仍有一个时期兼管华中敌后工作和中共福建省委的工作。
（选自《邓子恢传》第九章：华中打响自卫战争。题目是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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